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(bào)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(xiǎoxuéxiào)修学(xiūxué)旅行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珠江(zhūjiāng)(《中华教育界》1931年(nián)第19卷第2期)
近代(jìndài)以来,福建(fújiàn)的教育走在时代(shídài)的前列,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(ōuzhōu)的修学旅行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(luòdìshēnggēn)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、农场(nóngchǎng)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便(biàn)曾开展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(qiánwǎng)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(jièyǐ)参证所学择善取法,以补书本之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“游学”紧密相连(xiānglián)。所谓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(dádào)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(yǐ)来,士未有不游。或(huò)师友游,或宾客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游合也”。及至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”和英国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(huódòng)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强调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曾言:“人之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(ér)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而,闻犹虚(wényóuxū),目观(mùguān)始确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……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(jǔ)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(zázhì)》1912年第5期(qī))
民国时期,小学的(de)修学旅行(lǚxíng)呈现出地理邻近性(xìng)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,以童子军(tóngzijūn)的形式前往(qiánwǎng)鼓山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,既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(chéngshì)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等新式(xīnshì)交通工具的发展,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简易师范(shīfàn)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,前往(qiánwǎng)京沪(jīnghù)苏杭(sūháng)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,共有32名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(yúrén)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(cǐwài)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(zài)教务长王仰中的带领下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(xuéshēng)(xuéshēng)修学(xiūxué)旅行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(jǔcuò),减免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先生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(chéngchē)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(xuéyè)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(dānchéng)者,其票价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(bǎifēnzhīèrshíwǔ)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《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(gōngbào)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学生的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,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(dì)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(fèiyòng)。1924年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大洋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(huòdé)资助。以武平县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期间(qījiān)进行了一次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(tiělùyánxiàn)地区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(diàochá)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(quánxīntóurù)到调查中。
修学旅行活动的(de)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1928年,福建涵江公立(gōnglì)中学的师生们乘坐福安轮船(lúnchuán)前往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得到了(le)大夏大学(dàxué)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,由“交际博士”黄警顽(wán)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吾(wú)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启程前,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(xiànzhǎng)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(fùzé)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(bàogào)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(jiàoyùkē)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(dàzhōngxiǎoxuéxiào)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于书,作一有系统之报告,以供(yǐgōng)异日办学之参证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考察团报告》一书中,考察的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(xuéxiào)(xuéxiào)的行政管理和(hé)组织结构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及卫生状况;三、学校的课程(kèchéng)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(de)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(jùyǒu)极大的帮助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调查浙江、山东(shāndōng)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(jiāofù)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(chūbǎn)。
值得一提的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(zhūduōkùnnán)和挑战,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的学生(xuéshēng)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(zìrán),用实际行动(shíjìxíngdòng)践行(jiànxíng)了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4月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福建农林大学(dàxué)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、游览十八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(qīnjìn)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旅行(xíng)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从(cóng)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”的(de)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(ér)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(sùzào)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(péiyǎng)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(pínghéng)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社会(shèhuì)历史学院) 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(bào)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(xiǎoxuéxiào)修学(xiūxué)旅行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珠江(zhūjiāng)(《中华教育界》1931年(nián)第19卷第2期)
近代(jìndài)以来,福建(fújiàn)的教育走在时代(shídài)的前列,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(ōuzhōu)的修学旅行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(luòdìshēnggēn)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、农场(nóngchǎng)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便(biàn)曾开展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(qiánwǎng)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(jièyǐ)参证所学择善取法,以补书本之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“游学”紧密相连(xiānglián)。所谓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(dádào)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(yǐ)来,士未有不游。或(huò)师友游,或宾客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游合也”。及至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”和英国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(huódòng)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强调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曾言:“人之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(ér)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而,闻犹虚(wényóuxū),目观(mùguān)始确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……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(jǔ)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(zázhì)》1912年第5期(qī))
民国时期,小学的(de)修学旅行(lǚxíng)呈现出地理邻近性(xìng)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,以童子军(tóngzijūn)的形式前往(qiánwǎng)鼓山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,既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(chéngshì)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等新式(xīnshì)交通工具的发展,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简易师范(shīfàn)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,前往(qiánwǎng)京沪(jīnghù)苏杭(sūháng)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,共有32名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(yúrén)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(cǐwài)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(zài)教务长王仰中的带领下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(xuéshēng)(xuéshēng)修学(xiūxué)旅行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(jǔcuò),减免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先生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(chéngchē)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(xuéyè)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(dānchéng)者,其票价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(bǎifēnzhīèrshíwǔ)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《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(gōngbào)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学生的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,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(dì)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(fèiyòng)。1924年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大洋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(huòdé)资助。以武平县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期间(qījiān)进行了一次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(tiělùyánxiàn)地区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(diàochá)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(quánxīntóurù)到调查中。
修学旅行活动的(de)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1928年,福建涵江公立(gōnglì)中学的师生们乘坐福安轮船(lúnchuán)前往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得到了(le)大夏大学(dàxué)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,由“交际博士”黄警顽(wán)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吾(wú)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启程前,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(xiànzhǎng)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(fùzé)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(bàogào)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(jiàoyùkē)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(dàzhōngxiǎoxuéxiào)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于书,作一有系统之报告,以供(yǐgōng)异日办学之参证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考察团报告》一书中,考察的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(xuéxiào)(xuéxiào)的行政管理和(hé)组织结构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及卫生状况;三、学校的课程(kèchéng)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(de)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(jùyǒu)极大的帮助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调查浙江、山东(shāndōng)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(jiāofù)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(chūbǎn)。
值得一提的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(zhūduōkùnnán)和挑战,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的学生(xuéshēng)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(zìrán),用实际行动(shíjìxíngdòng)践行(jiànxíng)了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4月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福建农林大学(dàxué)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、游览十八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(qīnjìn)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旅行(xíng)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从(cóng)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”的(de)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(ér)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(sùzào)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(péiyǎng)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(pínghéng)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社会(shèhuì)历史学院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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